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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散文

倪红日:生命之中永不停歇的脚步

  1995年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财政税收政策。曾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系”、“‘十五’计划期间的宏观政策”、“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国家重大课题的研究。

  隔着一张桌子,凝视着眼前这位校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内著名财税专家,我心中充满了感慨与疑问。1978年,作为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届考生,倪红日考入北京财贸学院学习。1982年,当大家都争着进入银行等部门工作时,她选择了自己钟爱的职业,留校当了一名教师。1995年,已经年过40,并且担任北京财贸学院财政系主任职务的她,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并且担任多个课题的主要研究人员,成为了我国著名的财税方面的专家。是什么影响她一次次地选择不同的人生又将自己的人生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度呢?面对我的问题,倪红日爽朗地笑了,“这些都是命运使然,我从没给自己预先定过什么目标,但是无论做了怎样的选择,我都会踏踏实实地去学习和工作,不停地努力。”

  “我的大学本科是在北京财贸学院度过的,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以后,许多老三届的人纷纷参加了高考,现在回头看来,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确实成了一些老三届人命运的转折点,如果不参加高考,没能上大学,现在很多人就不会是教授、部长、董事长,很可能只是工人、农民或者家庭妇女。”提起自己的大学时代,倪红日感慨万分。“我参加高考之前在北京市宣武区结核病防治所工作,跟经济没什么关系,但我感觉更喜欢经济。”

  凭着对知识的热爱,凭着对难得的学习机会的珍惜,倪红日走进了位于枣林前街68号的北京财贸学院学习。当时学校环境简陋,教员师资力量不足,但是当时已经26岁的倪红日对于物资条件没有什么奢求,而是非常珍惜宝贵的学习的机会努力地学习。

  “当时学校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些学生跟老师差不了几岁,甚至有的学生比老师还大。”回忆起大学生活,倪红日饶有兴趣地说,因为学校招生开课比较仓促,师资不足,很多老师在爆发的时候正读大二、大三,还没有毕业,后来被作为“臭老九”被分配到外地工作,回到北京进入学校工作对他们也是一个考验,老师们都在努力的备课,提高教学质量。在那样特殊的历史时期,老师跟学生都非常努力,正是这些努力,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

  “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我喜欢看书,教师这个职业促使你不断地去读书,去补充知识。”倪红日是这样描述她本科毕业后的第一次职业选择的。“我有一个同学在北大工农兵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我特别羡慕,所以当学校征求我的留校意见的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尽管当时我们有很多同学去了银行等金融或商业部门,工资和待遇都比学校要好,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

  1982年,倪红日和其他20多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留在学校里担任教师,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她坚持学习专业知识, 1985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研究生毕业后,倪红日又回到了北京财贸学院,她努力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并担任财政系主任的职务,生活似乎一直朝着她想象的方向发展,但是1995年,一个艰难的职业选择出现在她的面前。199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的领导找到她,希望她能到部里帮忙从事研究工作。在经历了一年帮助工作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正式将她调入宏观部工作。这对于已经43岁的倪红日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和选择。一边是已经熟悉的工作环境和具有明确发展空间的高校,一边是具有更高层次的进行研究的平台,在许多人的建议下,她选择了后者。“我在正式调入之前曾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发现那里的研究水平比较高,更有利于我在专业领域之内的研究。尽管我对学校生活非常留恋,但既然选择了,就要想办法把工作做好。”

  初到新的工作环境,倪红日感到了许多不适应。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时,倪红日已经43岁了,和发展中心现有的博士和留学归国人才比较,在学历、资力上她都没有优势,但是她毫不气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工作,并开始在研究领域暂露头角。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在财政政策方面选择面临巨大的困惑,究竟是继续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还是将这项政策调整为适度从松的政策。中国要不要,而且能否扩大发行国债,如何选择财政政策成为了当时宏观分析和决策中一个急需解决重大问题。1997年接近年底时,朱熔基总理在一份关于下一年国债发行的报告上,要求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各有关部委提出意见,倪红日参加了关于此事的讨论。之后,她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判断,提出了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应该调整当时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建议。为此,她撰写了《扩大内需应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财税政策》和《扩大国债的可行性研究》两份报告,对中央调整当时的宏观政策,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两份报告的公开发表也引起了国内、香港地区和英国等国外媒体的关注。

  在1998年3月份中央确定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国债发行之后,倪红日又参与了李岚青副总理交办的,由财政部项怀诚部长牵头的研究项目。其中,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承担的是关于财政赤字与债务的预警研究。她主笔了报告《我国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的预警系统研究》,这份报告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中央决定召开十六界三中全会之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课题组,对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倪红日和她的同事主要就财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完善进行了研究,提交了《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成就、存在问题及进一步改革建议》的报告,该报告受到了社会的好评,对中央十六界三中全会的决议准备了基础性的研究资料。

  另外,在财税政策和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的一些热点问题的讨论中,倪红日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反响。例如,2002年前后对于费改税问题的讨论,她撰写的《整顿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文章,在其中提出应该建立全口径的统一预算,将税收、非税收入、预算外资金、政府债务和社会保障基金等纳入统一预算。目前政府财政收支分类改革已经启动,就是按照全口径将各类政府的资金纳入到财政预算体系当中。在关于出口退税问题的讨论中,倪红日关于《我国进出口税收政策和制度需做重大调整》等文章,对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总之,倪红日的研究借助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一高层平台,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和财税制度的改革发挥了咨询和参谋作用。

  “我在北京财贸学院前后学习和工作了13年时间,其中4年的大学生活,留校工作了3年后考上研究生,毕业后又回到学校工作了6年。如果从我26岁上大学开始计算,到60岁退休,共计34年的时间,我在母校就学习工作了近40%的光阴,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不仅学习到了系统的专业知识,也通过在大学工作锻炼了口才,这点在我调入国务院发展中心以后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谈起母校,倪红日无限怀念。“尽管后来我不在学校工作,但是我一直关注着学校的发展,1996年财贸学院和经济学院合并工作顺利完成,对学校的发展非常有利,学校的软、硬件环境在不断改善,学校的发展空间非常大。我对学校的发展非常有信心。”说到这里,倪红日会心地笑了,“我的女儿现在就在咱们学校读书,我常常告诉她,虽然我们学校是市属院校,但是培养了不少为国家作出贡献的栋梁之材,希望她能珍惜在学校的学习时光,把知识基础打牢固,成长为一个有用的人。”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的采访即将结束了,倪红日感慨地说,“今天你来采访,我们共同回忆了一下我这几十年了走过的历程,在二十多年来的学习与工作中,虽然有不少遗憾,但是与同时代的人比较,我已经努力了,在时代给予的各种机会面前,我抓住了机遇,乐观地迎接困难和挑战,我不能说我很成功,但是可以说我没给母校抹黑,我祝愿母校能越办越好,培养更多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