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4》李玟献歌父亲泪崩 亲情是
亲情散文

王鼎钧的众生情怀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里,将人类的精神危急或者说文明与文化的危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也许两种危急都在威胁着我们的精神与文化,如果寻找突围者,王鼎钧先生应当是难得的一位,他的被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是因为他的目光以及目光后的心思不受外力的干扰,都独立地倾注于他的无依无靠的同胞——中国百姓的身上。

  “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彩的人生”(《写在〈关山夺路〉出版以后》)——关键是“走出来”,走进众生。好多年前,最早从甘以雯主编的《散文海外版》上读到王鼎钧先生的文章,读到与大陆作家不一样味道的文字,一种发自美好人性、又展现发掘复杂人性的文字。一些年来,陆续读过他的十六本书,再细细地琢磨其中的“精彩”,就想将感动我或者让我深有感触的地方,挑出来一部分,集中在一处,与大家分享。

  鼎公大半辈子泡在苦难与孤独里,不依不傍,冷眼看事,热怀揣世,独自咀嚼人生。他消化了中国文化的精华,又吸收着西方文化的营养,便将一个民族的坎坷与艰辛,挣扎与牺牲,以跳动着血的脉搏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下来。他亲眼看到国破家亡时“众生”的命运,他与这些“众生”们同在苦难里,他就是“众生”中的一员。壁垒林立的时候,众生被反复地强制地砌进各种壁垒;阵营分明的时候,众生便是浩荡的被献祭再被践踏的刍狗。这样的话,是有着血与泪的,“我中年以前崇拜英雄,中年以后把感情交给无名的苍头众生。所以至此,是因为我发现了‘英雄不仁,以群众为刍狗”,“江山代有英雄出,各苦生灵数十年”(《山里山外·序》)。水落时石头出,朝代变山河在,鼎公看到了也悟出了众生如野草一样的长久。他说,再是不可一世的王,都有生老病死。望望历史的长河,岂止是生老病死,还有作孽自毙。希特勒多么不可一世,可当他在柏林的地下室中开枪自杀的时候,地上的众生照样延续着自己的日子。当然,中国人受着格外漫长又格外叠摞的苦难,二战胜利之后,又进行了那样酷烈的内战。众生陷溺于战争的火焰,犹如蚂蚁沉浮在滚汤中,几乎就没了希望。可是鼎公的文字,处处有着生的温暖、光明与希望。我常会掩卷细想,这是为什么?答案还是他坚信众生的生生不息的力量。

  可是我们众生常常会宿命般地成为“英雄”们跑马的草地,“山以虎灵,不以草灵。地方志不为草立传,对熊罴立传,看虎熊踏草而无意见。”(《左心房漩涡·红石榴》)。但是,鼎公告诉了我们一个历史的秘密:野草一样的众生,万世一系、可以活过一万零一岁。即使众生被愚弄、被利诱、被训暴,可终有天亮人醒的时候。世界会是一面镜子,照出各自的处境状况;更何况再好的包装,也无法全面、长久地遮蔽王者们存在的真相。载舟覆舟仅仅是众生们的一种副业,他们最根本的是实实在在地过好自己的日子。一个作家的文字,如果附丽于英雄与王者的身上,速朽简直是指日可待的了。鼎公不,他夺路而出,让在苦难里培育出的悲悯,点点滴滴,倾注在蝼蚁般受苦受难的众生里。

  夺路,才能脱去“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失与蒙昧;夺路,才能看清历史的真相并将文字落脚于不朽的地方。

  “跂予望之”,从《诗经》开始,家乡就成了中国文学最为重要、也最牵动人之情感的内容之一。而家乡,也是王鼎钧先生众生情怀的落脚地之一。

  读他的文字,有时会掩卷暗想:已经九十三岁的鼎公,在大洋彼岸的纽约,会更加频繁地想起山东临沂兰陵镇的老家与老家的往事吧?

  鼎公善讲故事,将自己万千情感,自然地融在故事里,看似不动声色,却已动人心魄。比如他在《左心房漩涡·红石榴》里讲一个离家四十年的华侨,回忆家乡村口的那棵树、树下的那只狗。那只狗在天热的时候会吠行人,却因为热不舍得离开树荫,“就像树上有根绳子把它拴住了”。等到内战逼得人非要离乡背井的时候,狗却不顾炎热,一程程地送,“一身毛在烈日下滚热烫手”了,还是“不回转”,一直送,让人心酸得很。

  鼎公也有自己的一棵树,是一棵藏在家乡小山顶上庙宇后边的石榴树,“树身倾身向阳,红着脸等待奉献”呢。关于爱情,关于母亲,都系在这棵石榴树上。而今,不能回到家乡的时间,已经越来越久长,鼎公的感慨也就更加地饱含辛酸:“那棵石榴树进了大炼钢铁的土高炉,无人能倒退还原。”要知道,好多时候,爱与思念就系在家乡的一棵树上。

  众生的苦难化成泪,泪成雨,淋在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欢乐的时候太少太短促,悲伤的时候太多太久长,众生与众生的大地,便成为鼎公日思夜想的家园;而他的那个定格在记忆中的兰陵的家,也便成了演义众生百相的出发点。流离失所的时候,他没有停止追寻的步伐;国破家亡的时候,他没有灰心丧气:因为众生与众生所依存的大地,都展开在他那满盛着悲悯与爱的心里。“我并没有失去故乡。当年离家时,我把那块根生土长的地方藏在瞳孔里,走到天涯,带到天涯”(《碎琉璃·瞳孔里的古城》)。对故乡的热爱,几乎不能用语言去表达。鼎公有一篇叫《吾家》的文字,朴实得如山东大地上的泥土,记着自己的长辈同辈老师亲戚邻居,记着家中的石榴树和那群失了窝的燕子,当然也记着家中的煎饼、鏊子和大葱。普普通通的大葱,在鼎公的笔下就成了宝贝,“山东大葱晶莹如玉,爽脆如梨,章回小说里形容女孩子‘出落得像水葱似的’,这棵葱必须是山东大葱!”这样的泥土,怎能不长出人间不可一天离开的物质与精神的粮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文坛曾经风行过一阵“寻根热”,一批作家在寻找那条已经断裂的文化之根。其实,这种寻根文学,在台湾要更久长、更丰富,本来就没有中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外,他们还在人性的深处注入着又浓又深的情感。从文学的总长度上看,各种流派与旗号,都是短暂的,只有承载着真善美的情感与形象长存。

  离开家乡就要七十年了,人在,家乡在,人却不在家乡。他知道,故乡已经没有一间老屋、一座老坟、一棵老树,那圈可以容得下孩子们在上面追逐玩耍的“如环如带的城墙”,也早已夷为平地。可是他仍然将最深最浓的眷恋留给故乡,那块藏在他瞳孔里的根生土长的地方,没有了父亲的身影,也没有了母亲的身影,却有着生生不息的众生的身影,魂牵梦绕着,等着他那忠贞又深情的瞳孔,也被这双深情的瞳孔看见并记录着。

  余光中的《乡愁》,我理解主要是在写对母爱的向往与留恋,一个与母亲生离死别后的儿子的向往与留恋,从“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煎熬到只有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这个母亲,既是生养了自己的母亲,又是生养了所有中华儿女的那位母亲。

  从古至今,家乡与母亲,就是立场,一个人最基础的立场。尤其在我们经历过好长一段“阶级斗争”与“斗私批修”交相纠缠到六亲不认的年代,对于家乡与母亲的依恋与亲情,更能吸引与感动我们已渐粗糙甚至愚妄的心。

  关于母亲,王鼎钧先生用散文,写得更加细密婉转、泪光盈盈。即使已到暮年,在母亲的面前,在点点滴滴回忆母亲的文字里,他都让心年轻得如承欢在母亲膝下一般。还有一种深挚与朴实,像五月的麦田,穗梢黄了,轻风吹来,前后地拥动里,便有微微的香甜让人忍不住深深地吸气。我还隐隐地感到,就是他的那些与母亲无关的文字里,也有着母爱的照耀,因此也就在锦绣里多了些宽仁与恻隐,如老家堂屋当门的那一方阳光,隆冬里,鹅黄般绒绒着温暖。

  他有一个和尚朋友,告诉他投胎转世的第一等幸福便是能够再次享受“汪洋的母爱”(《左心房漩涡·夜行》)。《碎琉璃》是鼎公最重要的散文集之一,这本书的扉页上郑重地写着这样的献词:一个生命的横切面,百万灵魂的取样,献给先母在天之灵,以及同样具有爱心的人。这本书的《迷眼流金》记着这样的细节:有一次自己流鼻血,止不住,将一盆清水都染红了。“盆里的水愈红,母亲的脸色愈白”;血止住了,母亲还哭,哭儿子“生命的萎谢”,“她的泪是另一种血”,“除非她的血干涸,不许轮到我”。

  母爱就是人性的种子,血与火都不能泯灭它。只要阳光还在人间明亮,母爱就会永远地陪伴在儿子的生命里,母爱是超越时代与国界的。这让想起曾经与我们在政治上同一纬度的苏联,想起一位叫阿赫玛托娃的母亲。她一直都在追随被投入在监狱中的儿子,冒着“自燃”的危险为儿子的昭雪奔走呼号。探望与申诉,光是待在监狱门口就长达十七个月,还是“除非她的血干涸,不许轮到我”的“汪洋的母爱”。在血腥与苦难中,阿赫玛托娃花费六年的时间写下了必将流传百代的伟大诗篇《安魂曲》,既是写给儿子,又是以所有俄罗斯母亲的名义写给所有专制统治之下的受难者,没有一丝一毫的懦弱。这个被苦难浸泡着每一个细胞的女人,告诉让亿万人颤栗的希特勒一样的治者,我不逃离,也不躲藏,并让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担忧与爱,雕刻成人类的圣经,“我高声哀号十七个月/千呼万唤你回家/我匍伏在刽子手的脚下/我的儿子啊,你使我担惊受怕”。

  只是还有一位生育了中华儿女的母亲,也站在周遭尽是碎琉璃碴的大地上,并于大地倾斜的年代,失去了或者再也无法见到自己优秀的儿女。“母亲千手千眼千乳,容十亿人抓爬践压”(《左心房漩涡·你不能只用一个比喻》)。汪曾祺说过,“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那一地的碎琉璃,是脆脆的心碎成的吗?

  齐邦媛教授说:“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巨流河·序》)关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战争,尤其是那场血流成河、使天翻令地覆的内战,鼎公心底有着自己的判断。他判断的唯一标准,就是超越小集团成败、将眼睛集中在众生身上,写战争对众生生命与生活的影响——也以众生的生命与生活去衡量这场战争。

  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下过“春秋无义战”的断语。两千多年来,在这片被称为中华的大地上,除了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之外,凡是同胞之间的内战,有几场是正义、正当之战?甚至包括抗击侵略之战,其结果,大多是少数专制者得利,而死去的、受害的,不都是同胞众生? 难怪孙子会在《孙子兵法》的开篇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鼎公当然秉公写了许多抗战的人与事,感人至深,如常德会战,如缅甸撤退等。他是以亲身的经历去写战争。抗日名将李仙洲一九四三年的“入鲁”驱日,在鼎公笔下是深怀痛惜之情的。他历数日寇在山东的“扫荡”与烧杀奸掠,包括“前后把四百多万人押送到日本的矿场工场做苦工,压榨折磨,任其大批大批地死亡”的罪行。李仙洲以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与鲁西挺进军总司令的名义率军入鲁,就是要重新夺回被日寇占领的土地。但是,国军入鲁“最痛苦的挫折”发生在峄县与滕县一带,是在另外两方力量的合力下,致使抗日的国军死校官36名,尉官36名,士兵8000多人。当失败的李仙洲在他创办的国立第二十二中校本部讲话说到这些伤亡数字的时候,“李氏神情哀伤,师生为之黯然”(《怒目少年》)。

  鼎公最为痛惜的,还是抗战胜利后的战争,让众生灾难深重的战争。深创巨痛之后的山河与众生,本应当休养生息,建设团聚。国统区,解放区,“人人以为殊途同归,谁能料到这一步跨出去,后来竟是刀山血海,你死我活”!

  血流成河,却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伤亡数字,根据各种资料概括地算下来,军队伤亡大概在170万左右,军队大致在130万左右。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父母与家族;每一个生命,都是众生中的一员、百姓家的子弟。血海深仇一般地冲锋肉搏,本质上却是一个母亲的同胞!为什么?为了谁?美国的南北战争,有一个解放黑奴的理由。我们的理由在哪里?

  他是李仙洲创办的国立二十二中的3000流亡青年中的一员,他用诚实的笔,记下这段历史,也用超拔于两山之上眼睛,关照整个时代。他不仅为后人留下活的真的历史,还为中国当代文学,创造出了富有人文与审美价值的经典。当大陆、台湾、美国三地的校友们以血以泪的回忆,写成《难忘的岁月》的时候,鼎公“老泪纵横”,“老兴勃发”,流亡时的七灾八难,阶级斗争岁月中的牛棚干校,都被生命的正气所激励——“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就是我们骄傲的日子”,“当我们修史的时候,就是我们骄傲的日子”!

  《怒目少年》中有一句话让我心惊感佩,鼎公说:“没有的地方照样有学潮,学潮由自己制造。”

  民心,是两党胜败的关键。民心的获得,一个靠实际地做,还有一个便是宣传。这两点,都优于,胜负的天平早已在抗战时期就已经有了倾斜。当然是真抗日,也是抗日的主力军,鼎公写他读蒋委员长告全国知识青年书读得大哭,哭罢便决定“投笔从戎”,而且他看到那些读完文告的人,一转身都变了新面容。文告里有这样的话:“凡是立志革命、决心报国、愿与我同患难共荣辱、来做我部下的青年,我必与之同生死、共甘苦,视之如子弟、爱之如手足。”

  但是,搞坏了与民众的关系。鼎公从一些小的细节处,透视出了未来的结局。一群农民挑着担子给的十二支队送给养,冬天里,农民们将盛给养的瓦罐一字排开,“在寒风里瑟缩而立”。结果呢,国军嫌饭孬,先是“从排尾到排头一个一个把瓦罐踢翻,热腾腾的高粱地瓜稀饭流了一地”,然后便是“把那低头缩颈的人大骂一顿,再抓过一支步枪,用枪托把瓦罐一个一个捣破”。而当青年的王鼎均,在一个清晨看到一个提了一瓦罐水的老太太步履艰难,上前帮她的时候,老太太端详了之后,却这样问他:“以前没见过你,你是八路军吧?”(《昨天的云》)

  尤为严重的,是欺骗。蒋公北伐时承诺胜利后官兵都可以得到一份田地,实是虚诺,政府行骗,老百姓刻骨难忘。“抗战八年,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都受了伤,都正在护理谎言重创后的心灵,而中共新兴乍起,犹能以遥想的理想铸成钢铁骑士”(《关山夺路》),胜负是早就定了的。对于的失败,鼎公从众生的角度,有着达观地认知:“政权总是要改朝换代的,如果永远是他,有一天你也想革命。”(《古文观止演义》)

  对于胜利,王鼎钧也有着独到的视角、一种立足于众生的视角,他记得母亲的嘱咐,墙倒众人推我不推。他赞赏解放军作家张正隆,赞赏他忠于历史真相的品格。对于当年的长春战役,鼎公与张正隆,都有一个忠于史实的品格。在1948年被围困的5个月,长春满城百姓没有人家不饿死人的。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老百姓被饿死了15万。围困前长春居民120万,解围后只有17万人,保守点估计,饿死者当在30万左右。

  在鼎公有关战争的文字中,总会让人隐约地感到着疼痛与婉惜,还有追问与思索。他是以一个有良知有责任又通透慈悲的过来人,记录着,也反刍着,为了自己心上的安宁,也为了天下众生不再陷溺于这样的战争里。兄弟阋墙,家人遭殃,悲惨的是遭殃的家人是以亿万计。

  曾经是国军一员的王鼎钧先生,是在经历过战争与和平年代的两色恐怖的现实之后,终于能够于层层关山之中夺路而出,找到这样一个“众生”的立场,得以避开政治的桎梏、获得心灵与精神的自由与超脱。

  《左心房漩涡》以向“你”倾诉的形式,方方面面,层层展开。这个“你”,是爱人是亲人,是家乡是中国。其中有一句,“飞蛾虽有千眼,总是见光不见火”,是在说“飞蛾投火”的悲剧。这种悲剧,既是战争年代的众生与自己,也是他辗转逃往台湾之后的生命与心路的历程。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个“恐怖十年”里,台湾被的专制笼罩着。鼎公有个统计:十年间,以文化人为主嫌的案子至少21案,总计处死35人,判囚32人,牵连被捕受审打入‘列管名册’者不知多少人。一旦涉案,妻子儿女亲戚都被株连,所有的关系人都和他们划清界限,断绝他们生存的资源。鼎公说这是“慢性的灭门灭族”,使他“惴惴难安”。他亦陷入于特务的跟踪与搜查里,直到他赴美上机之时,还有数名特务“陪”他喝茶吃饭。那是些终生难忘、又不堪回首的“被污辱与受惊怕的日子”!他在《怒目少年》里谈起过,战时是专制的教育与体系,“专制始能救中国,我读小学的时候,这句话写在课本上。”可是,统治者们,却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将这种专制变本加厉起来。“连气象报告播出‘长江下游天气晴朗,台湾海峡乌云密布’,治安机关也要查究”;文字敏感症,仓颉通;引用一句马克思的话都是大罪;还有偷听敌台罪……(《文学江湖》)甚至“女子被中共干部强奸了,都算是“与匪接触”,都要登记自首”。

  鼎公哀伤不已,却又不能写、不准写,写了就有身家性命的危险。“中国文学史写到一九五零年,不幸变成文学迫害史,文学创作几乎中断”!鼎公的哀伤也许更为广大与深远,因为整个神州,都沉入在恐怖里。

  尤其是烟台联合中学案,“像张敏之和邹鉴,他们并未触法(即使是恶法!)他们是教育家,为国家教育保护下一代,他们是是党员,尽力实现党的理想,那些国民政府的大员、的权要,居然把这样的人杀了”! “那些强迫入伍后不甘心认命的学生,班长半夜把他装进麻袋丢进大海”;还有将刺刀在光天化日之下刺入学生身体的镜头,简直让人毛骨悚然。“可怜的孩子,他们舍生忘死追赶这面国旗”,到头来,这面国旗却成了“身不由己的一块布”(《文学江湖》)!

  他为台湾的命运,开出过一剂药方:“经国先生现在还有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足以使他绕过蒋介石这座大山,站进历史舞台的强区,他可以解严,恢复平时状态,建立民主制度。……想想中国历代王朝‘失国’,都与民主无关,结局如何悲惨!得国不易,失国更难,我特别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民主制度最大的用处,就是解决如何‘失国’。”(《文学江湖》)

  无独有偶。海峡的两岸,都在进行阶级斗争的狩猎,旷古空前。鼎公爱着这片土地,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众生,他告诫人们:“人是万物之灵,你的同类中的每一分子都是不可轻侮的”(《人生试金石·人人与我》121);“彻底反道德纵能一时成功,最后仍要失败”(《黑暗圣经·四个国王的故事》)。

  这是位有良知的作家。这是位清醒的有远见的中国人,从关山夺路出来独立思索着众生的命运。他从不苛求历史,甚至对于已然发生的事情,有着设身处地的权衡与宽恕。即使如此,他还是坦白着自己的感受,看到对面的灾难:“我的今世肉身幸而还能站在太武山上怅望千秋,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

  “上帝的磨子转得很慢,但是磨得很细”(《文学的种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也逃不脱这条规律。人类文明的道路,越来越明晰地展现在世界面前,任谁也无法挡住了人类的脚步、更不能拽住大家往后退。

  孙犁先生说一个作家、一篇文章,能够在文学史上占得片言只语,相当难,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的。而王鼎钧先生的《左心房漩涡》、《碎琉璃》与《回忆录四部曲》等,当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占有一个重要位置。这些书,文、史兼得,心诚意曲,回还往复,缠绵缱绻,将至情至性至理自然而又朴素地熔铸于有着“鼎公味道”的文字里,动人心,燃人思,有情怀,有境界。

  他在《山里山外·序》中说:“祖国大地……连牛蹄坑里的积水都美丽,地上飘过的一片云影都是永恒”。能够精彩地体现这种美,让这种满含着热爱的美成为文字,这样的文字又怎能不带着某种永恒的味道?

  他与自己的同胞一起经历了人间最为深重、也最为漫长的苦难——战争年代的国破家亡与和平年代的两色恐怖。外族的侵略,还可以激起一个民族格外的团结与精神的焕发;而阶级的狩猎,则只能造成民族的分裂、人性堕落与精神的粗暴卑劣。处于这样的境地之中,作家与文学的责任在哪里?王鼎钧先生在这样的时代里,创造出了记录历史、影响人心的文学。他说:“再深的痛苦也得转化成美的形式,才有发表权。”(《千手捕蝶·夸父骨肉》)这种美,只能来自于自由独立的笔墨与超越于一党一派利益的众生情怀。鼎公用自己的文字告诉我们:人类要往前行,要靠爱,不能靠恨;文学亦然。“心如明镜,无沾无碍的境界可望可即……为生民立传,为天下作注,我提供一个样本,虽不足以见花中天国,却可能现沙中世界”(《碎璃璃》)。这种爱,先要自爱,将一颗心修炼得柔软起来,悲悯起来,然后再将这个爱扩大起来。仔细品咂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哪有建立在恨之上的?就连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最后的底色,也是对人类、尤其是对于苦难中人们的爱与疼惜。“我们不是大圣大贤,不能博施济众。但是我们可以一点一滴付出爱来。点滴虽小,积小可以成大。这已经够我们忙的了,哪还有精力去嫉恨呢?”鼎公说他大体上学周作人、培根、爱默生,不学鲁迅,鼎公不大喜欢鲁迅先生“凌厉”的风格。其实鲁迅先生也是深怀这种爱的人,读他的《纪念刘和珍君》,冷的心都会让这种爱烫热。

  就是对于制造了血流成河内战者,鼎公也不绝望,还是期待,“何时国与共两党也能停下锣鼓胡琴,并肩出来,向全国同胞如此这般一鞠躬——收起旌旗,放下身段,在舞台口一字排开,鞠躬谢幕”(《千手捕蝶·爱恨》)。这是不挠的正义,盛在容下众生的胸襟里。他当然想到过自己文字的长久。但他落笔之前,首先是爱,有了这种对于众生的爱,长久也便在其中了。即或对他们有着期待,但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上,鼎公也没有一点含糊,那就是真正的文学要有独立的立脚点,不可依附,更不能投靠。“鱼不能以饵维生,花不能以瓶为家”(《碎琉璃》),他在《关山夺路》里以自己为为靶的阐释整个文学的道理:“我没有政治立场,没有阶级立场,没有得失恩怨的个人立场,入乎其中,出乎其上,一览众山小。”这是历史的立场、真理的立场,也是文学必须站稳的立场。

  还有,作家人格的高下,当然会直接地影响着文学的高下。读鼎公的文字,也等于读鼎公的心,读他这个人。特别是深夜里,读他,常常会文字与文字背后的人格融汇成一股潺潺的溪流,无微不至地在我心上流淌,如灌溉一般能感觉到有种子萌芽的冲动,还有叮咚的音乐唤起平凡又高贵的情绪。凡是在平生里帮助过他的人,鼎公全不忘,都一一报答。他对人,却不求报答。他的第一笔稿酬,就是帮助生病的同学。即使被解放军俘虏,也不学唱“蒋介石,大流氓,无耻的汉奸卖国贼”这样的红歌,因为他知道蒋介石是中国抗日的领导者。这里面有原则在。关于这种原则,他在《文学江湖》一书中还谈起过他所曾经崇拜过的胡适,就是在台湾不许说鲁迅的时候,胡适先生却在台湾公开地称赞鲁迅。有原则的人,往往难有温情,胡适、鲁迅与王鼎钧三位先生,却都是既有原则又有温情的人。如有人批评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大义灭亲”批判父亲一事时,胡适则理解并同情地说那是因为儿子“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还是在《文学江湖》里,对于作家人格或曰心灵,有一段本质性的论述,可为作家的一种警示:“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灵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灵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他太不长进,他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 ”

  鼎公的文字是智慧的,有味道的,更是温暖的,能够带给人希望与力量。他的真诚,他的宽厚,他的恻隐,还有他几乎忘我的对于众生的深情,都让我难以忘怀。又来美国了,真想找个时间去纽约拜访鼎公,只为见他一面,说几句家乡的话,也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在以后有生的岁月里,落笔成文的时候,我会记住他的嘱咐:“永远永远不要对人绝望,星星对天体绝望才变成陨星,一颗陨星不会比一颗行星更有价值……去看人,去欣赏人,去和我们的同类和解。”(《左心房漩涡》)

  李木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成员。写过300万字的散文与300多首诗,所写散文百余篇次入选各种选本,曾获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首届泰山文艺奖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