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申请有门道重点考查的其
生活散文

2012资讯年终策划:相信与未来

  编者按:2012年即将过去,凤凰网资讯推出大型策划《重庆2012》,聚焦本年度最大新闻--“薄王事件”的发生地。下篇《相信与未来:三个重庆故事》,我们选择关注重庆唱红打黑背景下的个体命运,关注被政治改变的人生。

  2012年12月10日,文伽昊在干妈家接受凤凰网对话。他的父亲文强,原重庆司法局局长,在重庆打黑中以受贿,包庇、纵容黑社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被判死刑,于2010年7月7日执行;母亲周晓亚因受贿罪被判八年,仍在服刑。文伽昊自己也遭羁押十个月。去领父亲骨灰的时候,“感觉天塌了,有点崩溃了”。因为是文强的儿子,这两年来,找工作屡次遇挫。现在,他首先想追回自己的东西,然后找份工作,娶妻生子,平平安安地做个普通人。

  2009年8月7日凌晨3点左右,我刚刚吃完宵夜回到家,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来的人自称是司法局的,要向父亲汇报工作。

  怎么大半夜来家里汇报工作?他不知道我爸爸不在家吗?当时我就很怀疑,会不会是父亲平时处理案子得罪的人来报复?我让妈妈赶紧拨打110。警察来了,但被训斥走了,“091专案组的你们也敢管”,后来我才知道说这线专案组的牵头人。

  当时我和妈妈还不知道父亲已经被控制,也根本未意识到他会出事。事后得知这一天的凌晨1点,他在北京被抓获。

  一下进来七八个人,并亮出搜查证,这时我已明白肯定是父亲出事了,但已不准我再接触任何可以与外界取得联系的东西。

  搜查持续到中午,我和母亲被分开带走。我被带到沙坪坝公安分局,开始接受审讯,一直到晚上10点。随后被转移到北碚看守所,并在那里被羁押十个月。

  那年11月,专案组有人跟我说了实话,“你父亲的案子没有结束,你是肯定出不去的。他案子什么时候结束了,就会放你出去”。那之后,从2010年1月初一直到5月下旬,一直没有人提审我,也没有人来看我。

  他们叫我给父母写信,说在里面还是很苦的,以此给父母施加压力。我没有写,希望父亲实事求是,他如果真犯了什么罪,叫他自己坦白就好了。

  看守所里的人也怕出事,我被提审的时候他们在门外安排一个警察,只要我在里面大叫,立马进来,把我带出去,说你们提审归提审,但不要乱来,出了事我们要负责的,虽然你们是091的,但还是要按章程办事,不要乱来。

  我尝试去问看守所的主管,这人对我还是不错的,像我这样不判刑得关多久?他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几个月不来见,也不提审,很少见。但在文革的时候,关几年也很常见。”我当时就傻了。他还说,“你父亲的案子影响很大,如果搞个一两年,你在看守所待一两年也比较正常,我也不想骗你,反正你自己要做好心理准备”。他还提醒我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对父亲很不利。

  在里面每天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关多久,就是那时候我学会了抽烟,因为不能让自己垮了。

  5月21日,重庆高院二审判我父亲维持一审死刑判决。没几天专案组的人就来找我,说“你的案子大概调查清楚了,犯罪不是很严重”;6月2号又来告诉我,你犯罪过于轻微,不予以起诉。我就出来了。

  出来后完全一片迷茫,我家的房子和全部财产已经被没收,我只能住表弟那里,他是一名基层警察。我一出看守所的门,表弟派出所的人就在外面等着了,到表弟家里发现还坐着四五个街道办的,管户籍的民警和街道办的一个人,和我拍了一张合影,说这个也是任务之一。刚出来的两三个月,大概两三天接到一个电话,过节的时候他们还送腊肉过来。

  我出来的时候,表弟被要求签了一份保证书,保证我不上诉、不上访、不去北京,如果违反这些,表弟会受到处罚。

  《南方周末》那篇专访见报后(2011年2月1日),第二天,刚好是除夕,专案组的人就找到我,让我在某论坛发帖说《南方周末》是在乱写。我拒绝,他们就用我的电脑我的身份证注册账号发帖,并告诉我以后必须市委宣传部同意的媒体才能接受采访,而且不准单独接受。

  我想去成都一个朋友那里。专案组为这件事情,每天打电话来,最后他们直接说出了我朋友的名字、工作地点。我害怕了,怕给朋友惹麻烦。出来的时候,给的说法是微罪不诉。他们告诉我,“我们是看你父亲的面子就算了,但你出去以后一定要老实一点”。我要去趟成都他们都如临大敌,就怕我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说实话他们内心也是相当恐惧的,他们自己不是不明白在干什么,也知道这些事情是见不得光的。

  家里一下发生这么大变故,刚出来的那段时间,我还是很沮丧的,家这么就没了,父亲被判了死刑,母亲被判8年。说实话,当时还是很伤痛的。想过离开重庆,但是当时他们是不允许。后来我就想逃避也不是办法,必须得留下来,把很多事情要说清楚。

  说我父亲完全没问题,无罪,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他有罪但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虽然功过不相抵,但我父亲毕竟以前做出这么多贡献,我当时觉得应该会区别对待。可一夜之间,整个舆论就让人感觉文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仅是重庆,整个中国,包括世界,突然一下都知道我父亲的名字,还没有开庭审判,舆论已经将他至于死地了。

  我父亲曾强烈要求见中纪委,被告知不行,说他只是刑事案件。父亲还是挺仗义的,不想牵连更多的家庭。当时专案组对我父亲提了一些要求,想让他说出一些专案组想知道的东西,但父亲没有说。

  7月7号,父亲被执行死刑。专案组的人提前一天通知我和大姑去见父亲,我还特意问是不是死刑复核下来了?他们说没有。

  我还以为是他们开恩,完全不知道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但父亲可能感觉到了,早晨6点多,我们就到了法院。父亲起得很早,因为他那天还接受了中央某报的采访。当时感觉父亲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睿智,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很疲惫了。

  只有客厅大的屋子里,最少有20个人,有专门负责拍照的,专门负责录像的,父亲两边还坐着两个武警,我们旁边站了两个警察。就这样大概谈了15分钟,他们规定的时间。

  开始两三分钟并没有说话,心里还是很激动的,还是我大姑提醒,“文强,洪洪(文伽昊小名),你们快点说吧,时间就只有这么一点了”。我父亲请示他旁边一个人,说“我能不能抱一下娃儿”,两个武警站开,父亲抱了我,就说“洪洪,你出去以后不要仇恨社会,不要自己放弃生活”,他还说“要相信政府、相信党,时间会证明这一切的”。

  他可能还是有一点感觉了,说“娃儿,给我磕三个头吧”,我就哭着给他磕了三个头,之后警察就把我们带走了。当时我是还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

  当天下午就通知我去拿火化证,要我去火葬场领骨灰。说实话,当时有一点接受不了,感觉天塌了,有点崩溃了,来得太突然了。我都没有好好跟父亲告别,当时我还想会有机会再见。

  从看守所出来以后,别说找工作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打电话找其他人说话,都可能把别人牵连进去。2010年,我想去一个朋友那里上班,朋友很害怕受牵连,就说你刚出来,先把身体养好,我可以给你发工资,但就别来上班了。当时就面临到很多这样的问题。现在好多了,但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很多人还是害怕。

  也会常常想父亲,过年我都要去父亲骨灰存放的地方,他的骨灰还放在火葬场。对父亲的事情,作为儿子,有一些不甘,当我了解了那么多东西后,感觉父亲还是很不值。

  以前没有跟父亲更多交流,还是有一点难过。自己以前也干了一些不争气的事情,让父亲比较难过,还是心里惭愧,而且父亲已经这样了,想补偿都没机会了。

  父亲对我一直很严厉,我们以前没有很好地交流过。现在想想其实我父亲是很优秀、很好的,还是很崇拜他的,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就是草根,自己一步一步走上来的,爷爷是个农民。父亲在的时候,我也没想过利用我父亲手中的权力,自己去赚大钱。2009年,我28岁,依赖性比较强,父亲走后,可能很多人认为我不适应这样的生活。其实就个人生活上没有太大区别,更多是对父亲的怀念,并不是对生活的不适。

  只有等我母亲出来,照顾好她,父亲临终前跟我说,母亲出来以后要把她照顾好。我母亲当时没有办法说了很多违心的东西,拿我去威胁,当时没办法,要被迫做出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而且没有选择的余地,对父亲的死他感觉很内疚。我们开导她,其实结局都一样,现在母亲比才进去的时候好多了,自己也看开了一点。

  出事以前,父母常说我还没有完全长大,自己都没有很明确的目标,也没有什么大的理想,也没有做什么。话又说回来了,假如我懂得多,可能现在还没出来,说不定我也会被判不知多少年。我身边一个朋友就因为成熟比较早,受到他父亲牵连,进去了。人生就是这样,说不清楚。

  刚出来的时候,我很悲观。以前不是一直说依法治国嘛,电视上也说法治在进步,直到自己亲身经历,才感觉到这个过程是那么难,重庆当时的情况下,人就是法,要么服从法,要么被打倒。这一年又看到了希望,应该还是相信党的,我父亲那句话真得说对了,他说“时间会证明这一切”。当时我想的是10年有没有机会,两年就证明了。

  现在,我首先想把自己的权益追回来,我的衣服、裤子、鞋子、电脑都没有还我,今年还了我十几张银行卡,最多的一张卡里剩下600块钱。当时并没有说要没收我的个人财产,就算不还,也应该有个说法,这些东西哪里去了?

  还没有女朋友,以前接触过几个姑娘,说实话以前真要是成了,也把别人害了,说不定连她的家人一起都害了。找对象,我一定会先把家庭跟她们说清楚。当然现在我自己的事情还没处理好,还没有心思想这些,万一在这过程中遇到一些阻力,我也不愿意让别人跟我一起承受这些,对别人也不公平。

  以后,还是要找份工作,娶妻生子。这也是父亲的遗愿,他告诉我以后不要从政,要平平安安、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以前我也不是说想赚很多钱,现在就想平平安安地做一个普通人。

  编者按:2012年即将过去,凤凰网资讯推出大型策划《重庆2012》,聚焦本年度最大新闻--“薄王事件”的发生地。下篇《相信与未来:三个重庆故事》,我们选择关注重庆唱红打黑背景下的个体命运,关注被政治改变的人生。

  2012年12月10日,文伽昊在干妈家接受凤凰网对话。他的父亲文强,原重庆司法局局长,在重庆打黑中以受贿,包庇、纵容黑社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被判死刑,于2010年7月7日执行;母亲周晓亚因受贿罪被判八年,仍在服刑。文伽昊自己也遭羁押十个月。去领父亲骨灰的时候,“感觉天塌了,有点崩溃了”。因为是文强的儿子,这两年来,找工作屡次遇挫。现在,他首先想追回自己的东西,然后找份工作,娶妻生子,平平安安地做个普通人。

  2009年8月7日凌晨3点左右,我刚刚吃完宵夜回到家,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来的人自称是司法局的,要向父亲汇报工作。

  怎么大半夜来家里汇报工作?他不知道我爸爸不在家吗?当时我就很怀疑,会不会是父亲平时处理案子得罪的人来报复?我让妈妈赶紧拨打110。警察来了,但被训斥走了,“091专案组的你们也敢管”,后来我才知道说这线专案组的牵头人。

  当时我和妈妈还不知道父亲已经被控制,也根本未意识到他会出事。事后得知这一天的凌晨1点,他在北京被抓获。

  一下进来七八个人,并亮出搜查证,这时我已明白肯定是父亲出事了,但已不准我再接触任何可以与外界取得联系的东西。

  搜查持续到中午,我和母亲被分开带走。我被带到沙坪坝公安分局,开始接受审讯,一直到晚上10点。随后被转移到北碚看守所,并在那里被羁押十个月。

  那年11月,专案组有人跟我说了实话,“你父亲的案子没有结束,你是肯定出不去的。他案子什么时候结束了,就会放你出去”。那之后,从2010年1月初一直到5月下旬,一直没有人提审我,也没有人来看我。

  他们叫我给父母写信,说在里面还是很苦的,以此给父母施加压力。我没有写,希望父亲实事求是,他如果真犯了什么罪,叫他自己坦白就好了。

  看守所里的人也怕出事,我被提审的时候他们在门外安排一个警察,只要我在里面大叫,立马进来,把我带出去,说你们提审归提审,但不要乱来,出了事我们要负责的,虽然你们是091的,但还是要按章程办事,不要乱来。

  我尝试去问看守所的主管,这人对我还是不错的,像我这样不判刑得关多久?他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几个月不来见,也不提审,很少见。但在文革的时候,关几年也很常见。”我当时就傻了。他还说,“你父亲的案子影响很大,如果搞个一两年,你在看守所待一两年也比较正常,我也不想骗你,反正你自己要做好心理准备”。他还提醒我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对父亲很不利。

  在里面每天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关多久,就是那时候我学会了抽烟,因为不能让自己垮了。

  5月21日,重庆高院二审判我父亲维持一审死刑判决。没几天专案组的人就来找我,说“你的案子大概调查清楚了,犯罪不是很严重”;6月2号又来告诉我,你犯罪过于轻微,不予以起诉。我就出来了。

  出来后完全一片迷茫,我家的房子和全部财产已经被没收,我只能住表弟那里,他是一名基层警察。我一出看守所的门,表弟派出所的人就在外面等着了,到表弟家里发现还坐着四五个街道办的,管户籍的民警和街道办的一个人,和我拍了一张合影,说这个也是任务之一。刚出来的两三个月,大概两三天接到一个电话,过节的时候他们还送腊肉过来。

  我出来的时候,表弟被要求签了一份保证书,保证我不上诉、不上访、不去北京,如果违反这些,表弟会受到处罚。

  《南方周末》那篇专访见报后(2011年2月1日),第二天,刚好是除夕,专案组的人就找到我,让我在某论坛发帖说《南方周末》是在乱写。我拒绝,他们就用我的电脑我的身份证注册账号发帖,并告诉我以后必须市委宣传部同意的媒体才能接受采访,而且不准单独接受。

  我想去成都一个朋友那里。专案组为这件事情,每天打电话来,最后他们直接说出了我朋友的名字、工作地点。我害怕了,怕给朋友惹麻烦。出来的时候,给的说法是微罪不诉。他们告诉我,“我们是看你父亲的面子就算了,但你出去以后一定要老实一点”。我要去趟成都他们都如临大敌,就怕我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说实话他们内心也是相当恐惧的,他们自己不是不明白在干什么,也知道这些事情是见不得光的。

  家里一下发生这么大变故,刚出来的那段时间,我还是很沮丧的,家这么就没了,父亲被判了死刑,母亲被判8年。说实话,当时还是很伤痛的。想过离开重庆,但是当时他们是不允许。后来我就想逃避也不是办法,必须得留下来,把很多事情要说清楚。

  说我父亲完全没问题,无罪,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他有罪但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虽然功过不相抵,但我父亲毕竟以前做出这么多贡献,我当时觉得应该会区别对待。可一夜之间,整个舆论就让人感觉文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仅是重庆,整个中国,包括世界,突然一下都知道我父亲的名字,还没有开庭审判,舆论已经将他至于死地了。

  我父亲曾强烈要求见中纪委,被告知不行,说他只是刑事案件。父亲还是挺仗义的,不想牵连更多的家庭。当时专案组对我父亲提了一些要求,想让他说出一些专案组想知道的东西,但父亲没有说。

  7月7号,父亲被执行死刑。专案组的人提前一天通知我和大姑去见父亲,我还特意问是不是死刑复核下来了?他们说没有。

  我还以为是他们开恩,完全不知道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但父亲可能感觉到了,早晨6点多,我们就到了法院。父亲起得很早,因为他那天还接受了中央某报的采访。当时感觉父亲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睿智,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很疲惫了。

  只有客厅大的屋子里,最少有20个人,有专门负责拍照的,专门负责录像的,父亲两边还坐着两个武警,我们旁边站了两个警察。就这样大概谈了15分钟,他们规定的时间。

  开始两三分钟并没有说话,心里还是很激动的,还是我大姑提醒,“文强,洪洪(文伽昊小名),你们快点说吧,时间就只有这么一点了”。我父亲请示他旁边一个人,说“我能不能抱一下娃儿”,两个武警站开,父亲抱了我,就说“洪洪,你出去以后不要仇恨社会,不要自己放弃生活”,他还说“要相信政府、相信党,时间会证明这一切的”。

  他可能还是有一点感觉了,说“娃儿,给我磕三个头吧”,我就哭着给他磕了三个头,之后警察就把我们带走了。当时我是还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

  当天下午就通知我去拿火化证,要我去火葬场领骨灰。说实话,当时有一点接受不了,感觉天塌了,有点崩溃了,来得太突然了。我都没有好好跟父亲告别,当时我还想会有机会再见。

  从看守所出来以后,别说找工作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打电话找其他人说话,都可能把别人牵连进去。2010年,我想去一个朋友那里上班,朋友很害怕受牵连,就说你刚出来,先把身体养好,我可以给你发工资,但就别来上班了。当时就面临到很多这样的问题。现在好多了,但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很多人还是害怕。

  也会常常想父亲,过年我都要去父亲骨灰存放的地方,他的骨灰还放在火葬场。对父亲的事情,作为儿子,有一些不甘,当我了解了那么多东西后,感觉父亲还是很不值。

  以前没有跟父亲更多交流,还是有一点难过。自己以前也干了一些不争气的事情,让父亲比较难过,还是心里惭愧,而且父亲已经这样了,想补偿都没机会了。

  父亲对我一直很严厉,我们以前没有很好地交流过。现在想想其实我父亲是很优秀、很好的,还是很崇拜他的,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就是草根,自己一步一步走上来的,爷爷是个农民。父亲在的时候,我也没想过利用我父亲手中的权力,自己去赚大钱。2009年,我28岁,依赖性比较强,父亲走后,可能很多人认为我不适应这样的生活。其实就个人生活上没有太大区别,更多是对父亲的怀念,并不是对生活的不适。

  只有等我母亲出来,照顾好她,父亲临终前跟我说,母亲出来以后要把她照顾好。我母亲当时没有办法说了很多违心的东西,拿我去威胁,当时没办法,要被迫做出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而且没有选择的余地,对父亲的死他感觉很内疚。我们开导她,其实结局都一样,现在母亲比才进去的时候好多了,自己也看开了一点。

  出事以前,父母常说我还没有完全长大,自己都没有很明确的目标,也没有什么大的理想,也没有做什么。话又说回来了,假如我懂得多,可能现在还没出来,说不定我也会被判不知多少年。我身边一个朋友就因为成熟比较早,受到他父亲牵连,进去了。人生就是这样,说不清楚。

  刚出来的时候,我很悲观。以前不是一直说依法治国嘛,电视上也说法治在进步,直到自己亲身经历,才感觉到这个过程是那么难,重庆当时的情况下,人就是法,要么服从法,要么被打倒。这一年又看到了希望,应该还是相信党的,我父亲那句话真得说对了,他说“时间会证明这一切”。当时我想的是10年有没有机会,两年就证明了。

  现在,我首先想把自己的权益追回来,我的衣服、裤子、鞋子、电脑都没有还我,今年还了我十几张银行卡,最多的一张卡里剩下600块钱。当时并没有说要没收我的个人财产,就算不还,也应该有个说法,这些东西哪里去了?

  还没有女朋友,以前接触过几个姑娘,说实话以前真要是成了,也把别人害了,说不定连她的家人一起都害了。找对象,我一定会先把家庭跟她们说清楚。当然现在我自己的事情还没处理好,还没有心思想这些,万一在这过程中遇到一些阻力,我也不愿意让别人跟我一起承受这些,对别人也不公平。

  以后,还是要找份工作,娶妻生子。这也是父亲的遗愿,他告诉我以后不要从政,要平平安安、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以前我也不是说想赚很多钱,现在就想平平安安地做一个普通人。

  父亲文强,原重庆司法局局长,在重庆打黑中以受贿,包庇、纵容黑社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被判死刑;母亲周晓亚因受贿罪被判八年,仍在服刑。文伽昊被羁押十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