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申请有门道重点考查的其
生活散文

散文名家素素为之动容的旷古之香

  作者简介:素素,著名散文家,鲁迅文学奖得主。其散文《佛眼》获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散文集《独语东北》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独语东北》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散文集《张望天上那朵玫瑰》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散文集《流光碎影》获“第二届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工程奖”。

  苍天无语,却给冷热分隔出经纬。自然有意,为万物造化出母土。于是,生南为橘,生北为枳。于是,梅花多绽放于南方,杏花多盛开在北方。

  在传统的眼光里,杏与梅虽花形相近,却风情各异。梅花喜寒,且开在料峭早春,于是被认为品高气傲,画师也总是让它掩映在豪门大宅的后花园里;杏花追暖,花期迟迟,且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质朴和野性,农夫村人就把它栽种在私田的壕埂上或自家的院墙外。

  我的出生地在辽南乡村。在我的记忆里,春天来了,杏花就开了。而且,河冰消融,燕子归来,都算不上热闹,只有杏花如雪,才是真正的锣鼓喧天。节气与花期,一直就如此这般,兀自成契。

  其实,在四季分明而匆忙的北方乡村,杏花既是一种花朵,也是一种意象,有地理的标识感,也有人文的隐喻性。土生土长的杏花,不挑肥拣瘦的杏花,曾陪伴了无数乡村孩子的童年。直至今日,即使离开乡下好几十年,我也不舍得抖落发梢上的花屑,而且从不以小村姑身份为耻。老家屋后那一树杏花的姿影,一直在我的念想里婆娑着,那淡而清冽的香气,也一直在我的鼻孔里袅袅着。若正是仲春时节,影影绰绰的杏花,与河面的晨霭、屋顶的炊烟便混成了团,以不绝如缕的柔软,苦中带甜的坚硬,在心里的某个地方凝成一片化不开的离殇......

  关于杏花,竟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就在于不久前去了一次汾阳。是的,我在汾阳看到了太多的杏花,只能用不吐不快来舒解它们带给我的紧张。

  我知道,晋在黄河之东,所以古称河东。因太行东踞,故名山西。我还知道,河东也好,山西也罢,自古就属炎黄尧舜之率,禹夏殷商之土,周秦汉唐之源。所以,至今仍有人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唯其煌煌如此,巍巍如此,我这个自知行囊稀薄的辽东客在去的路上就摆正了姿势,既然你在上游,我在下游,那就高山仰止,尊而敬之。

  好在此次来汾阳,行程非常简单,看杏花,喝汾酒。我不懂酒,也不擅酒,那就更简单了,只看杏花。当然,这个季节在哪里都看不到杏花。汾阳之殊,就是它让我看到了别处没有的杏花。

  汾阳的第一片杏花,开在六千年前的仰韶时代。用专业一点的话说,如今的它们不是以植物的形式站立,而是以河滩淤积的姿态,隐身在望不到尽头的史前烟火里,深藏在深不见底的黄尘厚土下。

  记得,去时已是日影西斜的晌午,来看杏花的却不止我一个。所有的车和人,都静静地伫立在那条繁忙的国道边上,目光迷离地向那片洼地张望。以前皆为沃土良田,如今已大多弃耕,只见大片的荒草野蒿丛中,浮出一块醒目的石碑。想走到近前看个清楚,却被路边围护的铁网拦住了,而且被告知,附近一带没有缺口。我便问,碑上写的什么?答曰:杏花村文化遗址。却原来,遗址所在之处,属于今天的汾阳杏花村镇东堡村,故以杏花村名之。一下子,我也有了好多人都在说的穿越感。

  我相信,六千年前,这里一定有杏花盛开。不止如此,这里还闪射出一道文明曙光:六千年前,这里不只有杏花,还有粟麦菽粱。细心的考古专家,在太多的陶碗泥盆里,拣出了一只小口尖底瓮,据此断言,在六千年前的汾水岸边,先民们就已经把蒸熟的谷物放入瓮中,酿出了华夏谷物酒的第一缕清香。就是说,六千年前的杏花村,既是华夏农耕文化的初始之地,也是中国汾酒的原乡和祖庭。酒的发明者,既不是仪狄,也不是杜康,而是一群无名的黔首黎庶。

  六千年前的故事,虽然无法触摸得到,站在路边的我,却觉得隐隐地闻出了撒落在泥土里的米香,嗅到了窖藏在岁月里的酒氛。

  汾阳的另一片杏花,开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它没有杏花村文化遗址那么古老,而且是以分行文字的形式,与一个诗人的名字一起,印刷在《唐诗三百首》里。诗云:

  此诗的作者叫杜牧,本想早一些走上仕途,却生不逢时。于是,在大唐晚季的某年某月,跌跌撞撞来到了汾州。却天不作美,被一场淫雨浇得狼狈不堪,只好问路寻酒,以释春愁。可是,他自己也断不会想到,不过是酒醉之后的随口一吟,怎么就成了千古绝唱?

  然而,世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因与果,瞬间生成。尽管酒早就有了,杏花村也早就有了,可是杜牧没有来。它们只好耐心等一千多年前的那个雨天,因为牧童的一个手势,杜牧的一顿闷酒和一首诗,这个世界才有了一个诗酒相伴的杏花村,也才让一个快要谢了芳颜的杏花,就此定格为一枚古老的村徽,灿然千年,仍灼灼不凋。

  杏花与酒,本不相干。因为杏花村的酒,并非杏花所酿。但是,如果不叫杏花村,即使有牧童遥指,即使杜牧也去喝了酒,也一定写不出好诗。正因为它叫杏花村,村里有窄巷,巷里有酒家,酒旗飘飘,酒客芸芸,小小的杏花村,俨如酒之重镇,才让大唐诗史上有了一首妇孺皆能成诵的《清明》。

  不过,一千年前的杏花村生意再好,也一定是商俗弱而文风盛。杜牧入晋时,还是一个文学青年,踩着前辈的脚印来到祖上任过职的汾州。据载,唐代诗坛的教父级人物大都来过这里,最著名的就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诗冠天下,自不必说,还个个好酒,且都在诗里写过汾州佳酿。继杜牧之后,更有薛能、许浑、温庭筠等一干诗朋酒党接踵而至,豪饮之余,也是不吝赞美之词。其中,一位名叫司空图的本土诗人,还曾斗胆与杜牧的《清明》唱和,写了一首《故乡杏花》。诗云:

  就诗而言,司空图肯定写不过杜牧。但是,我在他的诗里再次看到了唐代的杏花,或者说唐代汾州的杏花。一首诗,即是一个千古流芳的佐证,说明古汾州之地确实有杏花,说明自杜牧给杏花村打了广告之后,杏花已然成了当地的一道著名风景。此外,就个人气质而言,在司空图的青涩里有一股无拘和果敢,我反而觉得比杜牧要酒脱和俊朗得多。既是他们之间的唱和之作,那么诗中那个没有同来的故人,应该就是杜牧吧?

  左把花枝右把杯在这首诗里,此句最是不俗。右手把杯的时候,左手还要将杏花邀上,只这一个动作,就让我洞见了唐朝的风雅,唐朝的浪漫。有那么一会儿,我真想穿越到一千年前,把花枝握在左手,把右手的杯子斟满,喝他个不醉不归。

  也是受了杏花的蛊惑,虽自知不胜酒力,却在去汾阳之前就做好了喝酒的准备。想不到,一入酒店大堂,便见签到薄旁边摆了四个青花瓷小杯,分别是汾酒、竹叶青、白玉汾和玫瑰汾。毕竟初来乍到,还要装作斯文,主人递过酒杯时,只浅尝了一口玫瑰汾。然而,后来的几天,竟喝上了瘾,四个青花瓷小杯,每一杯都尝了不止一番。真个儿是左把花枝,杏花带雨;右把酒杯,汾水微醺......

  其实,早在唐以前的南北朝时代,汾酒就已经名扬天下了。史载,北齐的武成帝高湛,曾给自己的胞弟写过一封家书,说他自己平时喜欢喝汾清,劝弟弟也喝上两杯。这封家书,后来入典《二十四史》。彼时的汾清,即是现在的汾酒,也是汾酒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名字。无庸置疑,被皇帝举荐的酒,就是理所当然的国酒,被编入正史的酒,更是名副其实的国酒。所以,后世有诗赞曰:老夫记得高王语,两字汾清补酒经。试问天下,试问古今,一千五百年前,有谁家的酒获得过此等殊荣?

  由此可见,满腹经纶的杜牧,一定熟读过前朝编撰的《二十四史》,所以他一定要来汾州借问酒家何处有。尽管是姗姗来迟,尽管只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杜牧此行的意义却是一次历史性的刷新。因为正是他的一首小诗,让汾酒和杏花村的知名度超过了北齐的武成帝时代;正是他的一首小诗,在中国人长达一千多年的语境里,杏花村就是酒,酒就是杏花村。想想看,这世上还有哪一种花,与酒的关系如此亲密、如此缠绵?

  杜牧之后,还有袁枚。他的方式不是诗,而是随笔,一册《随园食单》,让汾酒之名达到了顶峰。袁氏是乾隆时代的大文人兼美食家,在他的食单里,细描详摹了流行于江浙的三百多种南北菜肴和饭点,而独独为汾酒正名曰:天下第一烧酒。

  天下之大,酒类杂多,只有第一烧酒,能入皇帝、诗人、美食家之法眼。正如某君所言,有的酒只有过去,没有现在,有的酒只有现在,没有过去。汾酒的雍容与大气,就是它的源远流长,泱泱六千年,未曾有过空白。因此,说它是酒的活化石,一点都不为过,因为无酒可媲。

  在汾酒的故事里,我看见了宝泉益。只是当年的宝泉益酒坊,已改叫杏花村老作坊博物馆。

  它坐落在一条特别具有怀旧感的老街上,其实是一座完整的清代酒坊的旧址。我一眼就看到了,高大的门楣上,镌刻了三个红漆大字:杏花村。几天的寻访,好像一下子有了答案和归宿,我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杏花村!

  此坊的东家姓王,其子孙因商而贵,至光绪一朝蔚为当地的望族。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王氏族人决定在杏花村的卢家街开设酒坊,取名宝泉益。王氏东家之所以在此选址,主要看好这里有明清时代的酒坊遗存。古井是宋代文物,申明亭和杏花园是明清旧迹。整个酒坊,依照王氏南垣寨自家老宅的风格构筑,院门高大,院墙巍峨,至今仍然不失豪门巨户之仪。细看院内,格局严整,功能分明,商住有序,噪静隔离。院外面街,虽柱廊雕绘,匾额参差,亭台相望,铺面相连,却内敛而不外炫。观其规模和气势,不由得让我想起之前去过的几个著名的晋商大院。

  王氏的宝泉益酒坊,当年曾在杏花村做得风生水起。它不只是卖酒,更重要的是酿酒。心高气盛的王氏东家不惜重金,聘请的掌柜和师傅都是杏花村最好的酒工,给予的待遇更是让受雇者死心塌地。在汾阳的城市档案里,有太多关于百年老字号的记载,肇始于清末的宝泉益既是其中之一,也是首屈一指。其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接过的是千年杏花村的香火,它传承的是千年杏花村的祖脉。所以,它不是百年老字号,而是千年老字号。

  在老作坊博物馆里,展出了两款晚明山西籍名士傅山的题词。其一曰:得造清香。其二曰:清香天下。一看便知,这是他专为汾酒所题。他说得没错,由明末到清末,汾酒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向天下走去。公元1915年,宝泉益用杏花村古井水酿的酒,果然从大洋彼岸骄傲地捧回了万国博览会甲等大奖,在中国参展的白酒的谱系里,它是唯一以独立品牌获此大奖的白酒。

  汾阳与旧金山,隔空相望七万里。汾酒的清香,真就越过了浩瀚的太平洋,飘向了全世界。所以,汾阳的朋友总跟我说,汾酒的清香,就是杏花的清香。因为杏花是汾酒的DNA。因为杏花既是汾酒之徽,也是汾酒之德,既是汾酒之形,也是汾酒之魂。

  言之凿凿,我却甚以为然。的确,每一滴汾酒里,都有杏花。那是绵绵了六千年的长香幽袭,悠悠了六千年的暗香浮动。

  山西是晋商的发家之地。晋商之精英,有的留在当地,有的走向全国。在老作坊博物馆里,记录了许多走出去的晋商足迹。可以说,在中国所有的商帮里,晋商是最成功的一群。

  某次小酌,曾听汾阳朋友说,当年的晋商离家之时,一定要把关公像背在行囊里,为的是不用说话,就让所到之地接受自己,相信自己。与关公一起上路,原本是想表达经商者的守诺重义,可当他们与关公一起留在了商旅之地,关老爷的角色却由红脸武神变成了红脸财神。直到现在,也莫不如是。不论南方还是北方,不论中国还是海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在神龛里或立或坐。人们却不知道,最早把关老爷奉若神明的是晋商。

  当然,与晋商一起走南闯北的不只有关公,还有杏花。他们在家的时候喝惯了汾酒,出门之后始终就馋这一口。原来就是酿酒出身的晋商,会在异地重操旧业,在他乡埋下地缸支起烧锅,有句谚语说得好:会做山西汾酒,腰无分文天下走。而那些不做酿酒生意的晋商,出门也没忘了带上酿酒的技艺,因为汾酒在哪里都是最大的商机。正因为如此,打开中国各地的名酒史,里面一定有晋商的影子。只不过一方水土一方味道,用汾水酿出的酒,有杏花般的清香,在别处用别的水酿出的酒,则变成了别的什么香。

  在晋商的江湖里,有一支是来自汾阳的晋中商帮,也就是汾商。在汾酒博物馆里,曾有这样的记载,自明中叶以后,汾商在中国驰骋了五百多年,汾酒也跟着汾商在中国清香了五百多年。给我的感觉,汾商与汾酒,就像汾酒与杏花,三生三世,不离不弃,如影随形,举案齐眉,白头偕老,连理相依......

  二十年前,曾写过一篇关于酒的文字,题目叫《纵酒地带》。彼时,我正游走在大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突然就被东北人喝酒的事儿吓了一个趔趄。我发现,东北虽然盛产大豆高粱,但是东北不产名酒。只有各种各样的小酒坊,俗称烧锅子或烧刀子。叫烧刀子,不外是酒质低劣,喝进嗓子里,像被刀割了。尽管如此,东北人照样要大口喝酒,酒是东北人血管里的血,肉体里的支撑。我就想,在当年闯关东的人流里,一定不乏会酿酒的晋商,那遍布东北的烧锅子,总有几个从汾酒那里得了真传。记得,在黑河的一片白桦林里,我就见过一座巨大的城堡式酒坊,四个城角都是有枪眼的炮楼子,那种堂皇和威严很有点晋商大院的架势。然而,几百年过来,东北人大多只是学到了些许酿酒的技艺,把一个著名的冻土地带喝成了一个著名的纵酒地带而已。

  这么说,绝不是吃里扒外,而是对文化的宾服。一盅酒,原本是形而下的物质,可当汾酒遇上杏花,就成了形而上的文化。在汾阳的酒桌上喝酒,看不到野,在汾阳听人说酒,也觉不出急,那种少见的衿持和内敛,反倒让我有点不知今夕是何夕。

  其实,晋虽地处中原,却偏属北方。唐时的北方,最流行的是边塞诗,内容大多是大漠孤烟直、马革裹尸还、醉里挑灯看剑之类的豪迈和血腥。南宋以后,北方文风衰退,南方英俊辈出,在南方文人的笔头上,梅兰竹菊四种植物始被称为四雅。于是,南方的诗画和北方的雄浑,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文和性情。这种不同,在关外的东北似乎没有多大改变,在中原的三晋旧地,却因为历史的家底足够殷实,文化的基因始终都在,一举一动,仍保持了唐诗宋词里的气质和风度。

  总而言之,在汾阳看花也好,喝酒也罢,都让我这个关外客感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调子。或许,这就是站在源头与站在末梢的差别吧?就是此处杏花与别处杏花的差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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