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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散文

真假难辨的“知音”(组图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王元化先生以反思而著称于思想界。真正的学者总是寂寞的,他(她)们不会作秀、不善炒作,其名字通常不会被一般人所知晓。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有的是从余秋雨的散文中知道这个名字的。王元化先生的夫人张可是余秋雨的大学英文老师,在余秋雨的散文《长者》、《借我一生》以及《问学·余秋雨》等作品中,余秋雨描写过王元化先生和夫人张可对他的影响。在余秋雨的笔下,给人一个他是王元化先生和张可的忘年交、是王元化先生的学术知音的印象,让人觉得王元化先生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就对他极为赏识,直到去世之前,还发信力挺他。

  余秋雨的散文,是小说体散文,多有虚构。即便是他的回忆性文字或者演讲亲身经历,也是真真假假难以分辨。

  余秋雨的叙事,大多时序颠倒,真伪杂糅,而且往往朝自己倾斜,自吹自擂。人们曾经有过多次经验,表明余秋雨言说的可信度是不高的。对余秋雨自叙,是需要作一些考证推敲的。

  余秋雨的散文《长者》,从自己中学毕业写到九十年代,差不多是一个余秋雨小传。其中,余秋雨重彩浓墨描写了他在“文革”初期,抵制造反和“批邓”时称病避走奉化的两个传奇故事,写到“文革”写作组只一句话带过。其中也提到王元化先生和他的夫人张可。为此他上门请王元化先生校订。王元化先生也确实校订了。

  1998年第三期《中华散文》发表了《长者》,文后有作者余秋雨一条附记:“王元化先生对本文有关部分进行了精细校订,谨此感谢。1997年11月3日。”问题在于,王元化先生作了哪些“精细校订”?这就大有文章了!

  王元化先生在他的《九十年代日记》的1997年11月2日的日记中有所记述:

  余秋雨来,留下所撰《长者》,请我修订。我向他说,我只改其中涉及张可和我两人言行部分,使我们所说所作尽量符合事实。至于涉及秋雨本人的部分,我不能改。(补记:后经我改动的,如秋雨记张可嘱他学英文的谈话中,有“必须”、“应该”字样一律删去。我说,据我和张可共同生活的数十年经验,她从不用这种社论式的命令词。此外,秋雨文对我评价中有一些称赞语,亦由我删去。)文中所记我对张可的评语是经过我反复修改过的。在不眠的夜间,这句话经我一再斟酌,修订了数次,现记录如下……

  原来王元化先生只是对余秋雨文章涉及他本人和他夫人的部分进行了非常认真的校订,而“至于涉及秋雨本人的部分,我不能改”。

  为什么不能改?是时余秋雨正因“文革”问题饱受诟病,文化界对他的质疑风生水起,王元化先生当然有所耳闻;况且他夫人和余秋雨在同一所学校,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怎能不知?余秋雨携《长者》上门请王元化先生校订,而《长者》有大量篇幅是作者执意回避或存心编造自己“文革”经历的内容,王元化先生当然“不能改”,既不能为他作伪证,也不能为他更正。

  《长者》发表后,引来了新的批评。《北京文学》编辑萧夏林在《警惕余秋雨》一文中,说《长者》除了为作者自己“文革”的历史辩护外,就是极力用王元化夫妇的美誉给自己脸上贴金。除了批评,也引来了质疑,文学评论家谢泳在《正视自己的过去》一文中写道:“今年第三期《中华散文》上有余秋雨先生一篇散文《长者》,是写王元化先生的。其中有一个细节涉及余先生在‘文革’中的经历。我不敢说余先生说的不是事实,但余先生的思路好像是不愿正视过去。”王元化先生早就料到余秋雨回避自己在“文革”中的不光彩历史一事迟早会引起批评和质疑,所以事先特地在自己的日记里专门郑重地记下了“至于涉及秋雨本人的部分,我不能改”这句话,和余秋雨作了坚决的切割,埋下了重要的伏笔。由此也可见王元化先生深知余秋雨其人,他的谨慎绝不多余。

  朱:尽管余秋雨多年奔走于您门下,甚至写《长者》长文曲意取悦你,但您的拒绝“知识分子改造”的反思,并没有丝毫影响余秋雨。今日中国,千方百计寻租“知识分子改造”的贾雨村和焦大,大有人在。

  王:我就主张文章要“去圣去大”,反对过直过迂。刚才看余秋雨的文章(《长者》),我觉得她(张可)本身还不是这样,怎么写得比我夫人好得多?

  王元化先生不仅默认了朱健国的明显批评余秋雨的话,而且对余秋雨的《长者》也有微词。

  1999年3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霜冷长河》中,也收录了《长者》一文,余秋雨对《长者》的“作者附记”又进行了偷梁换柱的修改:“此文经王元化先生精细校订,谨此感谢。”这不仅把原“附记”中的“有关部分”四字删去,使得“有关部分”变成了整体,而且把“此文”二字移作主语,从而把王元化的“精细校订”扩大到全文,给读者一个印象,好像王元化先生对包括余秋雨自编的“文革”记述也认可了。

  余秋雨在《问学·余秋雨》中再次提到王元化先生对他的异乎寻常的“支持”, 在“闪问余秋雨”一章中,当余说到文化界一直有四五个人对他攻击时,他说:

  对此,王元化先生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说:“十几年来,他们除了骂你,没写过其他任何像样的文字,而你,除了没有回骂,却写下了一切。这就够了。”(《问学·余秋雨》第317页)

  余秋雨没说明王元化先生此信写于何年何月何时,如果真有此信,一定会有写信日期。而且此信是在王元化先生去世之后由余秋雨发布的。这也是余秋雨惯用的手法,凡是有人说了对他有利的话,经常是此人去世了才由余秋雨披露出来,死无对证,使人不知真假。所以人们有理由对这封所谓王元化先生的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据了解王元化先生的人告知,此信中的内容不但不符合事实,王元化先生不可能这样说,而且语气、文风也与王元化先生的大相径庭。

  十几年来,且不说那些不计其数的、得便就削余秋雨几句的批评者,比如陈丹青、韩寒、李承鹏、梁宏达以及余秋雨自认为“我的朋友”的余光中(他曾劝余秋雨“静下来,好好读读书”)等人,光是写专文、出专著批评余秋雨的“他们”,就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著名的有于光远、张鸣、朱大可、朱学勤、金文明、吴中杰、吴祚来、何满子、黎焕颐、谢泳、李国文、梁文道、易中天、陈明远、古远清、余杰、萧夏林、刘仰、西方朔、钱玉林、张港……更别说一些画漫画、谱歌曲、做动漫来讽刺余秋雨的许多不知名者了。原来批评余秋雨的仅是文化界人士,如今可以说批余者遍布各界,尤其是广大网民。

  王元化先生是个关注文坛的文学评论家。他和余秋雨痛恨的文化人以及一些批余者多有交往。这些人中,他在《九十年代日记》中提到的就有(括号内的数字是出现的次数):于光远(12)、朱大可(4)、朱学勤(31)、沙叶新(2)、吴中杰(3)、何满子(6)、黎焕颐(3)、夏其言(1)、郝铭鉴(1)。按日记记载,其中有的人甚至可说是过从甚密,至少是见过面或有书信来往。于光远、吴中杰、黎焕颐等人是他的同辈老友;朱学勤是他的高足;他和何满子同过事,他为朱大可的《燃烧的迷津》题过字;他还旗帜鲜明地支持过沙叶新。王元化对“他们”是了解的,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文化学术界人士“骂”过余秋雨,更知道他们各自的工作和成绩,“他们除了骂你,没写过其他任何像样的文字”这样的话决不可能出自王元化先生之口,倒更像是余秋雨的语言。

  所谓王元化先生的信中还说“而你,除了没有回骂,却写下了一切”就更可能是余秋雨的编造。

  余秋雨“没有回骂”吗?不,他骂得凶狠,如骂“小人、小偷、纳粹、金牙齿、沙警官、文化杀手、盗墓贼、从小没有爷娘……”,白纸黑字见之于他的文章和著作中。余秋雨甚至觉得回骂还不解恨,多次和人对簿公堂。

  尽管余秋雨曾经说过,王元化先生是“与我有密切交往的前辈学者”(《借我一生》第319页)。但在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日记》中提及余秋雨的,除了上面所述的,仅有一处。“来往”并不像余秋雨所说的“密切”。

  下午徐俊西邀至他家晚餐。在座有余秋雨、周瑞金。余秋雨说他在东方电视台曾介绍我的思想,但我看电视时间不多,未见这一节目。

  这则日记很有意思,余秋雨献媚,王元化先生不受。一个兴致勃勃,一个漠然对之。王元化先生对余秋雨是有所警惕的。所以他在前引的日记中就说到:“秋雨文对我评价中有一些称赞语,亦由我删去。”

  王元化先生对余秋雨究竟如何评价呢?2008年1月18-19日他和林毓生、许纪霖有过一次重要对话,地点在上海瑞金医院病房。在谈论墨子时,王元化忽然提到了余秋雨:

  王元化:那个余秋雨啊,在凤凰台作学术演讲。讲墨子的“兼爱”和孔子的“等差之爱”的差别。我觉得他简直胡说八道。他连基本常识,都不知道。

  王元化:他乱讲的嘛。他说,墨子是“兼爱”;而儒家呢就是“等差之爱”,不大有(“兼爱”)。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到底“等差之爱”(如何),我到现在都不做这个结论。一定就是墨家的“兼爱”……他说,“等差之爱”,是与你亲近的要爱。比如说,你在人家门前吐口痰无所谓,你在家门口就不吐痰了。这就是“兼爱”和“等差之爱”的区别。

  王元化:我觉得这胡说八道的东西太多了。这种演讲不得不卖噱头,这也许是他作噱头用的,但多么庸俗。

  (王元化、林毓生谈话录完整版,转引自《中国文学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

  王元化先生的批评是“长者”对后生的爱护,余秋雨会接受吗?他在《问学·余秋雨》中为什么不提王元化先生对他的这一批评呢?